到1992年春天，我已积累了十几万元，觉得做租房中介不是长久之计，加上做中介的人多起来，公司有些员工知道租房中介的好处后，纷纷辞职，自己去做小老板，跟我抢生意。我开始炒起楼花。当时炒楼花比较赚钱，一般炒一套楼花，能赚5000~10000元，罗湖的许多小区，我都炒过，最多的是东乐花园，当时我一口气拿到了近30套。一年后，我的资产达到六、七十万。 

那时候，另一个构思在我心中形成：我准备在宝安找一块地皮，盖一个小区，名字就叫“温州小区”，专门卖给温州人。当时深圳还有一个政策，在深圳买房就能获得深圳户口，这对温州人应该有吸引力。为了测试构思的可行性，我回到了温州，在《温州日报》上登了个广告。没有想到，前来登记买房的人络绎不绝，有的甚至交出订金，我拒收订金时，他们就说：“我又不是你的亲戚朋友，到时候你房子好卖就会找借口不卖给我们了。”但后来，我的构思并没有完全实现，因为深圳买房给户口的政策取消了。

    熟悉中国经济发展的人都知道，1993年初全国各地都在大干快上，到处都在盖房，似乎只要盖了房，钱就来了。在得知深圳买房给户口的政策取消后，我们在惠阳找到了一块地，当时正值开发大亚湾，有一个口号是：“你错过了深圳，你还要错过大亚湾吗？”。惠阳县一家房地产公司在看了我们一大堆买房资料之后，对我们非常看好，很多实力比我们大得多的房地厂公司他们都置之不理，坚决要和我们合作，他们出地，我们建房，利润三七分成。我们计划在今天的惠阳市政府的斜对面盖一个26层的大楼，叫“温州大厦”，仍准备卖给温州人。没想到，我们刚打了地基，6月份，中央开始宏观调控，到9月份，银根紧缩，为我们建房的建筑公司本来是垫资做的，这时候贷不到一分钱。我们的“温州大厦”最终成了个烂尾楼。

    尽管我的钱又赔个尽光，但我还不死心，我谋划着可能让我东山再起的一个新机会：当时我发现温州的三轮车牌照一个已炒到五六万，而在惠阳，基本上不存在炒作，我推测温州的情况不久也会在惠阳重演，就借钱从外地运来了一百多辆三轮车，准备在惠阳申请牌照，谁知，车子还没落地，就被没收了。当时我在深圳，得到一个通知，让我拿10万元去赎回这些三轮车。我的愤怒无以复加：车子没有落地，如果不行，你可以让我将车子拉回去，为什么要将车子没收，向我索取10万元钱？这最后的一击真要令我崩溃，至今我回想起这事，心都在滴血，我这辈子的打击都没有这一次大。当时我真是想不通：做点生意为什么就这么难？(记者按：记者注意到，林立人在说到这一段时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长久说不出话来。)

    小小传呼机救了我的命

    随着资产规模的扩大，我越来越感到，自己的知识不够，必须想办法充电。1998年我来到北大，开始旁听经济学和管理学课程，并在1999年正式读了EMBA。

    1994年，我没做成什么事。到1995年，我连1000元也拿不出来了，生活没有着落，不得不寻求谋生之道。尽管如此，当我在报上看到深圳在招义工时，我还是报名参加了，至今，我已是在深圳做了10年的五星义工。做义工可以使我心安，对是一种精神补偿。具体到1995年我个人的处境来说，我太需要把自己融入到社会中去。

    位于华联大厦对面统建楼的通讯市场，今天很大，已辐射到旁边几个楼，1995年还比较小。一天，我在这里的一个柜台买了一台寻呼机，很便宜，然后，试着在街头贴一个小广告：寻呼机转让。没想到，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