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九三年10月到杭州的，和大山里大多数的“打工仔”一样，最初到杭州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“奢望”，仅仅是想凭在家学过的几门手艺到杭州找份工而已。我简单的行蘘里，除了衣服，便是做手艺活的一些工具，父亲也说，一门“手艺走天下，去到那儿都不怕”。

最初到杭州，我找份工的唯一希望是：怀里揣着一个“老乡”的地址，这位老乡是在杭州呆了比较久的，我在家就想到杭州托他找份工作，不至于有太大的问题。

我从安庆坐到义乌的车，从杭州下车，下车时是午夜2点钟的光景，这时，杭州的街头很冷，也很冷清，偶尔有出租车和踏三轮车的踏过来，荡过去，为了节省袋里仅有的100多元的“口粮”钱，我决定不住旅馆，直接去找这位老乡，老乡的地址是“祥符桥ⅩⅩ号”。这对于我一个初到杭州的异乡人来说，别说找不着祥符桥在何处，就是辩清东南西北也有些困难，正当我感觉很无助时，一个踏三轮的过来：

“到那儿，我送你”

“到祥符桥，多少钱”

“20块，包送你到”

“10块”我装做很老练地还价，

“到祥符桥多远知道不，10块，找别人送去”，踏儿哥装要走人的样子。

我也便不理不睬地装着对杭州很熟的样子，朝前走，大概确定晚间生意稀少，踏儿哥又走过来。

“10块就10块，都是外地人，交个朋友算了”。

从当时的武林门汽车站到祥符桥果然有些路程，车子骑了近一个半小时，而且一路冷风差点吹僵了我的躯体，骑到祥符桥是凌晨5点左右。我付了钱，便去找这该死的“63号”，可能是我太不熟的缘故，我找到早上6：30左右，才找到确切的位置，这是天已经大亮，我敲开那扇厚实的木门（那房子是杭州较老式的平房），一个年龄近七十的婆婆开了门。

“做啥兮？”

我没听懂这地道的杭话，但也估摸着是“啥事”的意思，便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奶奶，我的一个老乡叫陈道义的住在这儿吗？”我带有浓重乡音的问话，显然，杭州阿婆没听明白。

在各自不懂对方方言的几个“回合”里，我只好掏出笔，工整地写下“陈道义住这儿吗？他是个安徽人”的字样。幸好，婆婆还认识字，但连说带比划的结果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才叫做“举目无亲”，原来我这位搞建筑的老乡：一个月前因换了工地，便搬到别处了。

得赶快找工去，我懂得，当我身上仅有的100多元钱用光后，杭州便少了位“才子”而多了位“乞丐”。

我提着简单的行囊，开始从莫干山路往武林门的方向走，看到有厂家门口贴着“招工启事”的我便像是乞丐看见面包那样走进去迫不及待地问询。

“你们这里招工吗？”我尽量想憋出一口纯正的普通话，但从小接受方言教育的我，说普通话像是嘴里含了一块肥肉一般。幸好，也有几个人听懂了。

“不要的，早招好了！”

这话我听到99遍之后，还偶尔听到一句“真介个乡下人，连话语都窝不拎清”。幸好当时，我并不知他们在说什么。

找了多少家厂，我现在是怎么也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当时，莫干山路有个叫“侨兴服装公司”的，听说我会缝纫，便让我进车间试一下。当时一个30来岁车间主任模样的女人叫我在一块里子布“挖”个口袋，应该说我在家用缝纫机上的操作技术还不赖，但第一次碰到这个电动的“家伙”，开始我连开关都没弄清在那，而且边上这个“主任”一直看着我，更让我手忙脚乱，结果是袋子没挖成，手却不小心被缝纫机针扎得鲜血淋漓，“主任”看也没看我没看我的“产品”，便将我不客气的赶出来。

从早上七点找到下午五点左右，一天一夜的劳累，睡意已准备随时将我“击倒”在大街上，脚也开始有点麻木，不听使唤，这种样子在旁人看来估计是真正的一具“行尸走肉”了。

我决定去找一间最便宜的旅馆，甜甜地睡上一觉。还好，运气不错，莫干山路靠近武林门处的有一家叫“爱琴”的（现在已不复存在了），小旅馆答应我可以在走廊上搭个铺睡一夜，只收5元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