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．高中毕业，我理所当然地落榜。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但我不愿将命运“定格”在这片让人吃饱也饿不死的土疙瘩上。我做起了“作家梦”，但作家没当成，却弄了个村长当当，并为此闹了不少笑话，还犯了个“特大错误”。

高中落榜回乡，因是情理之中的事情，所以也就没有太多的伤心，只是有点怕，怕当农民觉得脸上挂不住。山里人出门干活，我硬是躲在家里不出来。幸好，我的文章陆陆续续地发表，能“写字”换钱，也是令山里人羡慕的一件事情。而我，也想以此为“职业”，原因是，我觉得当作家是无本生意，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做的，这是我最初的“作家梦”原由。

落榜后半年，父亲为长远考虑先后让我裁缝，泥水工、油漆、木匠等手艺，而我常常是学了不到几个月，觉得有点会了，便弃师而去，这样，“不务正业”和“写字换钱”的名声便同时传开来。自然，对于穷了一辈子的山里人来说，“写字换钱”是最诱惑力的了。

后有大叔，二叔都找上门来，定要我将这门“手艺”传开来，甚至建议我收几个“徒弟”，好让小村尽快脱贫致富。

我再“浑”也知道这“手艺”不是一下能“传授”的。只好整日支支语语的“搪塞”过去，后来，终有人说我“拿大”（自以为是的意思），不够意思。

但村里，甚至方圆10里，一些人要写个信，写个“状子”也不惜走几里山路找上门来，乡下人实在没钱拿出手，便带一包劣制香烟，不收吧，山里人耿直，说你“瞧不起他咱的”，好在这些，我都可以贡献给“烟瘾奇大的父亲”。

二十岁时，我以“大别山”为背景，创作了中篇小说《野村》，这时，“名气”更大了些，后镇政府找上门，竟一定要让我当“小村村长”，说是乡村干部，也要培养年轻化、知识化的“后起之秀”，并且在一次镇政府“村干会”上大力宣扬这项“重大改革成果”。

这着实是一件很有“面子”的事情，父母亲那一时间说话嗓门也高了三度，但不知，这是一个“特大错误”的开端。

先是，我这个二十岁的村长，最头痛的莫过于管“计划生育”。以乡下人看来，村干管计划生育是叫人“断了绝孙”，更有一些“乡下婆娘”和你辨这个理是“粗话、脏话”一起来，弄得我不但无法管理，还常常自己搞得“面红耳赤”，甚至是正当我“焦头烂额”之际，亲大哥在生了二个“丫头”后，还硬是给我弄出个“小侄子”来才善罢干休。这事发生，镇政府自然不能不问，一干儿“父母官”齐聚我家，都摆出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”的架式。

大哥的“超生”事件，罚点款算是告一段落，后发生的一件令镇上最不能容忍的事是“征收税费”，这可以说是山里每年的“老大难”问题，镇上先是硬性摊派任务，此招不管用后，便将镇派出所和治安联防队的力量也动用起来，一时弄得全镇人心惶惶，鸡飞狗跳。

　　不少村子，一见到镇“父母官大人”都喊“鬼子进村了”。而不安份的我，竟将这事写成了一篇通讯，投寄到“地区报”。不久，地区报以一个整版全文刊登，并配发“税费不得提前、

强行征收”评论性文章。这事情一发生，即惹得镇里的父母官们“龙颜大怒”，顾不得“麻将事务繁忙”，又一次齐聚我家“兴师问罪”。吓得我父亲认定我这次肯定会“蹲大牢”，母亲也不住地掉眼泪。而年少气盛的我“据理力争”，镇长口拙，但走时不忘给列了十大罪状，还好在我命薄，大牢这免费的房子我是无福消受。只是这村长我肯定是做不成了。

“村长”一职“被革”，原先能“写字换口粮”的光环也“黯然失色”了，甚至起先要“学徒”的几户人家知道“写字儿”不好玩，弄不好要“吃官司”，便绝口不提此事了。村长做不成了，写字换钱也极其有限，像山里大多数年轻后生一样，我想“打工去”。

三．选择到杭州打工是因为听到在杭州打工混得比较好的老乡回家说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杭州的钞票好挣，一些大老板皮夹里每日钞票都一摞一摞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