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最关键的，是家族企业必须社会化。”徐冠巨说。他的观点是，尽管企业资产在法律上是徐家的，但应该是“大家用”，也是社会的。比如说，随着企业的发展，如果总是在家庭成员中发掘人才，人力资源匹配度与需求度就不成比例。家族企业用人、管理、资本最终都要走向社会化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徐冠巨对分配给员工期权持谨慎态度。徐冠巨对曾经有过的“一股就灵”、“一包就灵”之类的说法相当反感。“同样的，不是一搞期权就灵，先要把企业的内部机制搞好，保证员工们安居乐业，有稳定的收入，企业不行，期权就是员工的‘金手铐’。”

　　目前，徐冠巨正在集团推进所属企业资本社会化，使每个企业都和国内资本或国际资本结合。按照徐冠巨的逻辑：“投资结构多元化以后，反对意见可能就会多，而这就容易使决策正确。我当然不会退出，只想引入其他社会资金，稀释股权，完善治理结构，促进决策的科学化。”

　　温馨的大家庭

　　徐冠巨在多个场合描述了他的意图：创造一个温情的、相互信赖的、恰好是中国人所向往的那种大家庭氛围。在公司里，员工们当面和私下里都叫他“徐总”，而不叫“老板”，尽管他是货真价实的大老板。他和“打工族”一样按月在公司领薪；出差时的开销“公”还是“私”分得一清二楚。而传化创业以来只有进人，没有走人，特别是那些骨干。这种情况似乎正在印证他的美好想法。

　　而传化的快速发展，也吸引了大批硕士、博士的加盟。迄今为止，传化员工大专以上学历的超过了40%，员工的平均年龄下降到29岁。曾任浙江龙泉市长的副厅级官员楼志新，去年把办公桌从一家省属金融机构总裁的办公室，挪到了浙江传化集团副总裁办公室。50岁不到的他，出于对徐冠巨个人魅力的欣赏，意图在私营企业打拼出一片新的天地。

　　而楼志新是这么形容他的上司徐冠巨和浙江的许多企业家：他们都是白手起家，他们几乎都是工作狂。他们的钱是一分分赚回来的，所以不事张扬。他们的企业规模跟有国有背景的企业还有差距，所以他们用更多的时间来投入工作。在浙江，高尔夫球没有多少老板玩，因为他们的心思还没有到尽情享受这个份上。事实上，徐冠巨的生活相当简单：晚8点15分前离开办公室，或应酬，或回家看书，有时也去喝喝茶“休闲休闲”。

　　“责任感”摆中间

　　今年1月，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，此后，在省政协机关，他有了自己的办公室、专车，可以看相当级别的文件，惟一与其他副省级干部不同的是，他不拿工资。

　　“一有土壤就发芽，一有阳光就灿烂。”外界这样评价浙江企业和浙江企业家。而土壤和阳光正是当地政府的支持，徐冠巨的经历正是浙江企业家的一个缩影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当姓“资”姓“社”争论正酣时，徐冠巨父子也曾产生了彷徨。而当时地方党委政府给企业当家人戴上了大红花，公司上下士气高涨。徐冠巨深有感触：“当年的一朵大红花成就了今日的传化。”

　　逐利是企业家的天性。而徐冠巨近乎本能地在考虑经济效益前考虑社会效益，并在两者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可以解读为类似徐冠巨这样浙江民营企业家的饮水思源。“责任放中间，利字摆两边”，可以说，“社会责任感”已经成为徐冠巨的“中心”，同时也是传化企业文化的内核。

　　2002年4月，传化投资的浙江省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正式开园；一个月之后，传化宣布开始在杭州建设物流基地。这是徐冠巨在反复权衡之下找到的两个新的投资方向。

　　据说在传化内部，对于搞农业曾有过激烈的反对意见。“反对意见很激烈，就是一句话：搞农业不赚钱。”徐冠巨不否认进军农业有替政府担担子的意味，但同时又强调：农业也是产业，既然是产业，就能赚钱！“是产业就能赚钱”最终平息了内部的争论。

　　而早在1997年，传化就成立了专业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仓储运输公司，仅1998年一年时间就为集团节约了运输成本300多万元，运输费用下降了40%以上。这是传化在流通领域挖到的第一桶金，正是这桶金使徐冠巨体味到建设物流基地对传化和整个杭州企业的“利好”。“本着‘社会责任感’和‘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己任’的理念，我们从“物流基地”不是停车场这样的概念解释起，最终说服了政府积极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