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的姿态令阳光文化在中国同行中脱颖而出。吴征提醒记者，不要总是盯在公司2000年1600万美元的亏损上，你还要看到这家2000年3月才借壳上市的公司如何在当年就进入台湾与香港市场，并在中国大陆的仍旧紧张的法规限制中拿到了“2001年可有限制接受的境外频道”牌照。

　　2001年4月，阳光文化宣称第一季度广告上涨500%，收支接近平衡，整个电视部门营运成本下降超过50%。吴征说，阳光文化7月整体收入2000万元，并把每月开支控制于1000万元。公司手头现金8000万港元，8月和9月销售额将超过4000万元，而每月开支可能会降至800万元。更广阔的环境是，中国已是亚洲第二大广告市场，成长的速度惊人。

　　在接受《福布斯》于2000年底访问时，吴征曾说：“明年中，杨澜将重回荧屏，从1997年到1999年，她对于凤凰起到了关键作用，对于她自己的频道，她同样会做到的。”8月24日在昆仑饭店的套间里，杨澜毫无掩饰地确认了这一点，她于6月25日开播的“杨澜工作室”已经签定了3000万元的合同。

　　她始终知道如何扬长避短，知道如何在这困难重重、甚至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获得生存乃至成功。她也知道如何运用别人的才智。她有着自己的朴素哲学——只计划那些可以完成的目标，是一个典型的“现实主义者”。她也知道如何调整自己，以防止得意忘形带来的危险。“让自己变得可爱”，或许是她与生俱来的魅力。她回忆说自己的成长环境单纯，尽管是高级知识分子之后，她的家庭却没有遭遇到过分的文革之害。中学时，她是海淀区京工附中优秀却不够出众的毕业生，她曾经想学过化学，或是成为社会学家，但外语教授出身的父亲说那些职业无法带来稳定的生活，于是她学了外语。

　　尽管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书，杨澜却对胡适的行径毫无兴趣。她对于美国文化表现出的感慨与理解，也显然单纯得甚至肤浅，感性多于理性。但是，她却比新世纪的任何中国青年更准确无误地把握住了时代风尚，她的经历与她现在正在全力以赴经营的精英性文化节目，无法不被视作中国新力量崛起的象征。从1997年的香港回归到2001年的申奥行动，杨澜令自己成为富有理性与知性的中国新一代的代表。西方教育与中国意蕴通过摄影机镜头的巧妙美化，而在东西方畅行无阻，也为新生的阳光文化搭建了无与伦比的上层关系。

　　杨澜无法忘记阳光文化上市时的激动，这给她带来极大的信心——梦想的确可以实现。2001年他们将一家建筑公司改装成文化公司，随着Nasdaq的上涨，3月份市值增至8.4亿元，杨澜占有其中的53%的股份。在获知自己被《福布斯》评为中国最富有的女人时，她显得有些意外，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些钱。她几乎不厌其烦地对所有媒体陈述她的财富观念，人只应拥有他能够控制的财富，再多，他将被财富所控。

　　过高估计今日杨澜的能力，就与10年前过低估计那个年轻女主持人的智商一样错误。但她的确是一位杰出的平衡高手，恰如其分地运用借用别人的能力与社会的变迁，巧妙地赢得别人的信任与欣赏，这种天赋要远远高于她作为采访者与写作者的能力。或许她仍旧不大了解商业游戏规则，仍旧不习惯阅读财务报表，但她与她精明的丈夫都知道，对于一个新兴公司来说，制造一个完美无缺的明星比什么都重要。曾经特意为纪念阳光文化举办的盛大纪念活动最终被取消，因为刚刚在申奥活动中光彩夺目的杨澜不希望自己显得过于招摇。

　　受累于全球经济不景气，代号为0307的阳光文化的股票已由最高价0.80元跌落至0.12元左右。尽管杨澜称星岛集团收购阳光文化的消息实属谣传，但据《明报》报道确有其事，只因阳光文化拒绝放弃以杨澜为号召的媒体节目而作罢。而在2001年度公司获得赢利似乎已经充满希望，正如一年前吴征所说，他们将打破电视台